根据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每年新增7.6万个失独家庭，50岁以上失独群体日益庞大，全国失去独生子女家庭已经超百万个。专家推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会有超过1000万人或将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将有2000万名父亲和母亲，在中老年时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孤立无助的失独老人。

　　虽然我们很不忍心触碰失独老人的失独伤疤，但我们希望身在宁波的失独老人能得到更多的关爱。今年重阳节前夕，一对失去独子的宁波夫妻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失去孩子已有10多年，但他们心里的伤依然无法愈合。这次采访是件非常艰难的事情，毕竟那是又一次揭开血淋淋的伤疤。每一个问题都显得那么残酷，深圳新闻网，让人不敢开口，但这对夫妇说，如果有人会有所触动的话，愿意讲一讲。

　　他们下了很大决心说出了自己的故事，我们也想让更多人了解失独老人这个群体所面临的生活和情感困境。

　　记者 樊卓婧 程鑫

　　1 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可总有些时候，触景生情，眼泪决堤，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悲伤瞬间排山倒海

　　“你们回去的时候，留一个子女的电话，有事方便联系。”

　　胡梅萍坐在老年大学的课堂上，听到老师无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原本笑容还挂在嘴角的她，鼻子就开始发酸，眼前的一切，书本，黑板，老师，慢慢模糊，放大……她低下头去，深吸一下，狠狠地抹掉眼角的泪花。

　　她没有子女的电话可以留，她的独子，13年前就已经不在人世。

　　13年了，为了排谴丧子之痛，她组织腰鼓队，参加社区活动，上老年大学，把生活排得满满的，她以为自己走出来了。

　　可总有些时候，触景生情，眼泪决堤，所有的努力土崩瓦解，悲伤瞬间排山倒海……

　　又一年重阳，对于像胡梅萍那样失去唯一孩子的失独父母来说，原本的团圆节更像一个凄凉的“劫”，尤其在他们渐渐老去的时候。

　　失去子女依靠和天伦之乐的晚年，会是什么样？

　　2 早知道他留不住，当初再苦、再难，也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哪怕也是个残疾，都好过现在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宁波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早已过了而立之年，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有的又因天灾人祸，未尝尽人生百味，便先于父母离世。

　　胡梅萍的儿子李显就是其中一个，她至今还保留着儿子30多年前的独生子女证，那是李显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份证明。泛黄的纸页上字迹已开始模糊，证件上的黑白照片已经褪色，留下斑驳的痕迹，但依然可以一眼看到，发证日期是1978年10月。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凭着这本小本子，李显才能喝上牛奶，而他的父母每个月可以拿到20多元的补贴。

　　“有没有钱都得领这个证，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刚刚开始，控制得很严格，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当年就有个同事，因为偷偷生二胎被单位开除，好好的饭碗没了。”李显的爸爸老李说。

　　夫妇俩不是没有再生一个的机会，李显4岁那年，因为病毒感染患上腿疾，去上海做了手术，出院后有轻微残疾，符合二胎政策。他们也曾想过，再生一个健康的孩子。老李搜集了各项证明，到街道去办手续。街道工作人员做他的工作，说李显虽然腿不方便，但脑子挺聪明的，将来一定有出息，没必要再生一个。你是吃国家饭的，应该带头响应政策。

　　老李拿着材料回来，李显一瘸一拐地从屋里出来，给爸爸拿了条毛巾。看着摇摇晃晃的孩子，老李的决心动摇了。

　　一年后，李显6岁的时候，胡梅萍又怀孕了。夫妇俩商量后，最终还是决定拿掉这个孩子。

　　“一来是响应政策，那会儿只生一个，特别是有条件生两个的也只生一个，是很光荣的；二来也是为了更好地照顾李显，想把所有的爱都给他。”胡梅萍说。

　　“只生一个好”的观念渐渐深入人心，那时候，李显开始上小学了，妈妈是做司机的，每天早出晚归，爸爸负责接送孩子。孩子腿脚不方便，上楼下楼都要背，他们觉得，把一个孩子照顾好，已经很好了。

　　就这样，他们拿掉了孩子，留下了独生子女证。李显从长子变成独子，后来又成为丧子。

　　“早知道他留不住，当初再苦、再难，也要把那个孩子生下来。不管是男是女，哪怕也是个残疾，都好过现在。”胡梅萍说。老李劝她不要这样想：“这是一个死胡同，绕进去就走不出来。”

　　如今，凭着这本独生子女证和独子的死亡证明，夫妇俩每人每月可以领到100多元的补贴，加起来一年有3000多元。

　　“也算我们儿子给家里作的贡献………”老李轻轻地摸着那本比身份证略大一点的小红本子，良久抬起头来，呵呵一笑，人在面对荒诞的时候才会这么笑。

　　3 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烦恼，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作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李显的生命在他22岁那年划上了终止符。1999年10月，他旧疾复发，感染了脑部，医生一开始说没事，让回去休息；一个月后病情加重再次入院，连着开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支撑了半年，终于没有熬过去。

　　胡梅萍一度怀疑，是医生延误了治疗，但终究没有追究。

　　“人都没了，我觉得那样没意思。何况这个医生还是儿子朋友介绍的，我如果执意追究，担心孩子会说我，拿他换钱。”

　　过了十多年，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医生说不行了，他们决定把孩子带回家，让他在家里“走”。

　　临了，一直昏迷的孩子突然醒过来说，妈，我可能不能陪你了。

　　那一天刚好是2000年的清明节。

　　从那一天起，生活没有按下停止键，但好像按下了静音键。不带商量，不留余地，孩子走了。所有的喧闹、忙碌、紧张、困顿、烦恼，连同它们所换回的那种叫作天伦之乐的美好，一并消失了。

　　“有这么几年，我晚上根本睡不了觉。整夜都开着电视，我就是不能让脑子静下来，一静下来全是儿子。”胡梅萍说，特别是儿子刚去的那一年，只要她一闭上眼睛，迷迷糊糊间就觉得儿子回来了，站在她床前。她本能地想去用手抓住，但潜意识又在说，儿子已经不在了。在这种思念与惶恐中惊醒过来，全身都是汗。

　　她把家里的闹钟扔了，因为每一声“嘀嗒”都是一种煎熬，看到丈夫能睡着，就没来由地生气：“我说儿子都没了，你怎么还能睡得着？”

　　老李就做老婆的工作，说那个谁谁谁，儿子出国了，连过年也不回来，老子生病也不回来，一年到头电话也很少，不也跟没孩子一样嘛。你就当儿子也出国了，在外面工作没空回来，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