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穆 双（福建某都市报记者）
　　陈佑荣（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宋健浩（浙江联谊报社记者）
　　张蔚飞（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图片网络中心主任）

　　镜头，是你的眼睛，是能折射你的心灵的眼睛。
　　当你怀揣“长枪短炮”奔赴“前线”的时候，要多一些人文关怀。

　　《黑镜头》在新闻界有很深广的影响，书中每一幅极具强烈震撼力的新闻照片，都曾引起过巨大的社会震动。拍摄《黑镜头》的记者是捕捉人类苦难和人性罪恶的天才，他们获得荣誉的同时，也因为无法摆脱人类的厄运而备受伤害，也因为无法摆脱良心的责难而困惑痛苦。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痛苦同为业界瞩目。
　　然而，深圳新闻资讯 ，在我们今天的新闻界，却存在着这样的记者，他们为了追求新闻的震撼力和感染力，想尽办法去促成、甚至制造“黑镜头”。
　　这是一个真实的场面:在阿富汗的11名中国工人遇难后，国内许多重要媒体的记者纷纷来到一名遇难者的家乡进行采访。为了拍到遇难者家人最真实和最具感染力的悲痛镜头，他们动用各种手段向还不知道这个噩耗的，遇难者88岁高龄的老母亲挖新闻。他们不顾家里三个男人的劝告甚至哀求，也不顾屋内三个女人的奋力阻拦，巧借村主任的威慑，硬是让风烛残年的老人经受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沉重打击。当老人彻骨的悲伤和浑浊的泪水呈现在脸上时，众记者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新闻素材。
　　或许有人会说，记者的职责就是客观冷静真实地记录发生的一切，用镜头去反映生活，反映社会，为了完成这种责任，必须保持一定的职业冷漠。但是，记者还被称为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新闻缺失了人文关怀，还能不能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

　　现象:一个“爱心记者”的转变

　　穆双（福建某都市报记者）:
　　这些年，类似中国劳工在外遇难的事件接二连三。福建是在外劳工人员较多的省份，这几年，我经历了多次以色列爆炸福建公民死伤的报道，还有英国莫克姆海难福建公民死亡的报道，已经积累了一定的 “经验”，知道最打动读者的往往是死者家中的老少，所以到达死者家中往往直奔“主题”。小的不懂事不会哭，我们用语言“诱导”直至嚎啕大哭。有时候也会碰到家属拒绝采访，我们就会告诉他们我们是来帮助你们的，你们不伤心，没有人同情你们，会影响到赔偿的。在福建有的人之所以偷渡，大都因为无事可做，出国时又借了很多的高利贷，如果能帮助他们获得赔偿，他们当然很愿意“配合”记者，于是很快请出“老爹老娘”，而编辑最喜欢用的也是这类图片。打开版面，哪一次报道不是用死者家人痛哭的照片？如果说这时候因为理解家属的痛苦而退出来，那回去就会轻则挨批，重则丢饭碗。在我们报社，记者基本每年10％的硬性淘汰，当你被淘汰时，谁又来同情你？
　　我们报社，有几个老同志组成的评报小组，每天对照着同城媒体，评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闻，当然也评“人有我差”，然后贴出公示，这是对记者的一种激励。此外老总也常常直接在报纸上画出圈圈，指出记者的短处，给予严厉的批评，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图片。图片差，自然一顿狠批，类似“你们拿着同城媒体最好的设备，拍出如此照片，我为你们羞愧……”。当然也不能怪老总，他要对报社的发行量负责。报业竞争这么激烈，你的新闻质量下降，读者流失，老总要承受更大的压力。所以记者逐渐训练有素，拍出最佳、最出彩的图片才是摄影记者首要考虑甚至是惟一要考虑的问题。哪怕你是“抱着愧疚的心几十次几百次地按下快门”！编辑、老总甚至读者他们看的是结果。而其中的过程，他们不需要了解，承受这个过程的是摄影记者。而记者也会因为图片见报，被老总表扬而渐渐淡忘这个愧疚的过程。久而久之，在多次重复这个“愧疚过程”后，记者亦变得十分麻木和冷静了。
　　我曾经是读者中小有名气的“爱心记者”。刚开始接到这类采访时，我也常常“不忍心”，碰到这种场面我也会落泪。更多时候，看到他们的贫困悲伤，我也会50元、100元地捐献给他们。但到了今天，碰到这种场面，我已经变得十分冷漠了。在现场，我没有时间流眼泪，同情也是稍瞬即逝，惟一的考虑就是拍出“好”图片，拍出“优”于同城媒体的图片。我用最锐利的眼光，去寻找最煽情的瞬间。用“娓娓动听”的言语道出他们最伤心的一面，拍出报社最需要的图片。

　　观点:这样的记者是可怕的

　　陈佑荣（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

　　每当面对一幅幅具有强烈震撼力的悲情画面，或一个个催人泪下的悲痛故事，除了感叹之外，我们往往也会对其背后的记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是他们为我们展现了生活的真实，是他们让我们看到了有价值东西的毁灭和平凡生命的陨落，甚至似乎从中也看到了他们的仁爱情怀。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怀疑过什么，哪怕一丁点儿，不管是他们为我们展示的，还是如何展示的。而且还特别庆幸，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记录者”，才能让所有有幸的和不幸的都能得到见证。
　　如果知道所看到的感人故事和画面是如此而来，我们体验到的再也很难说是一种感动，更多的是一种愤怒。愤怒我们的记者竟然以这种手段来“呈现”新闻（或许应该叫“策划”新闻才对），以这种手段来感动受众，更愤怒的是以这种方式来对待不幸者和无辜者。
　　或许他们会说“作为记者，我们只是在追求真实，记录历史”、“我们应该面对残酷的现实、悲惨的人生”如此之类堂皇的理由。但马克思说过，如果手段是不正当的，目的就是不道德的。卑劣的手段，只能使高尚的目的蒙羞。更何况，他们已不是在“见证”历史，而是“制造”历史；不是在“见证”悲剧，而是在“制造”悲剧。
　　记者是社会的眺望者和守护者。记者的天性就是要怀有仁爱，而不仅仅是才识。正如央视记者白岩松所言，作为记者，要具有良知即社会良心和知识储备，光有知识没有良心是可怕的。一个阿Q式的平庸社会远比一个希特勒式的精明社会安全，就在于前者顶多使社会裹足不前，而后者则意味着社会的毁灭。
　　面对弱者、无辜者的不幸，作为记者更多的应该是同情，而不应该是近乎零度的冷漠，更不应是雪上加霜。在别人伤口上撒盐毕竟不是英雄所为，揭开无辜者的伤疤更不会为人称道，以此为营生更为人所不齿。
　　我到现在也不能想象那群为了得到所谓新闻的记者如何冷静面对那位无辜的老人，更无法想象他们如何面对老人明白一切后那张老泪纵横的脸。尽管老人的悲天怆地已渐渐离我们远去，但我们不会忘记: 这原本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新闻，更是一个可以避免的悲剧。此时、此刻，某处、某地，还有多少记者如此这般“执着勇敢”地挖掘新闻？又有多少这样的新闻还在报纸、电视上呈现？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我也怕知道。

　　反思:在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我们的新闻精神将安放在哪里？

　　宋健浩（浙江联谊报社记者）:
　　爱迪·亚当斯拍摄的“枪毙越共”的照片想必大家都已很熟悉， “枪毙越共”的照片已成为当代新闻摄影史上最著名的照片, 它囊括了1970年所有世界性新闻摄影比赛的大奖。这张照片为亚当斯带来荣誉的同时也为他带来了自责和内疚。当亚当斯前往荷兰领取荷赛大奖时，一位记者问道:“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开枪？” 亚当斯认为这是他遇到的“最愚蠢的问题”，“这是正在进行的战争， 你不可能阻止人们的自相残杀。”但这个问题也使亚当斯的内心开始感到了不平衡:“我从这张一个人屠杀另一个人的照片中挣到了名利, 在这张照片中，两个人生遭到了毁灭，我却得到了报酬，我成了英雄?！”当时,亚当斯在西贡跟随照片中的开枪者——南越警察队长娄——采访了两周，他发现“娄是一位很受当地居民喜爱的人”。但是，现在人们光顾娄在美国东北部的小食店却仅仅是为了去“盯着他”， 看看这个刽子手。每当想起这张照片改变了娄的整个生活，亚当斯就感到内疚，“我憎恨因为我的照片使被摄者受到影响”。 有一时期，亚当斯甚至想退回他所获得的奖项来减轻内心的自责。亚当斯的故事一度让我反思:生命的终极意义是什么？生命存在的价值取向是单极的还是多元的？生活在一个高科技的年代，一个物质化的年代，我们的新闻精神将被安放在哪里？
　　在此，我想提醒我们的同行，在你怀揣“长枪短炮”奔赴“前线”的时候，要多一些人文关怀，要时刻记住自己首先是个社会的人。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倡导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的今天，在新闻采访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尤为重要。我们更不能不顾新闻的伦理道德，为了拍到一幅好照片而去伤害被拍摄者，把“自己的喜剧”建立在“别人的悲剧”之上。

　　根源:传媒高层的观念首先要转变

　　张蔚飞（人民日报华东分社图片网络中心主任）:

　　我个人是十分反对为了拍摄到（采访到）所谓的“精彩画面”而不顾职业操守的行为，更反对为了得到所谓的“出彩场景”而不顾人伦、道德的做法。
　　但是，这能怪记者吗？这种问题的造成难道完全是由于记者的职业操守不高尚造成的吗？正像参与这次采访的一位资深摄影记者所说的:他手指按着快门的时候，心中也在流泪啊！这说明，即使久经这种场面的老记者，也没有完全泯灭做人的良心，也没有忘掉职业的操守啊！
　　那么，为什么这种不人道的采访方式呈愈演愈烈之势呢？
　　我认为主要应“归罪”于整个新闻界。尤其是那些应当把握见报导向的版面责编、主任、总编们。是他们先缺失了法制意识，漠视了精彩新闻不能采取非人道手段，不能以牺牲新闻职业操守为代价去获得这一基本准则。
　　试想，如果在这类受全国媒体普遍关注的题材的采访中，“特派” 记者采访回来的东西是那样的“清汤寡水”，不抓人视线，那么，等在报社里巴望着拿精彩画面（现场消息）上版面的领导怎么看？如果本报的记者因忠诚于职业操守而拿回来的是“平淡”的稿子，领导尚能认同的话，那么当第二天，其他报纸刊登的却是 “精彩画面”（现场消息）时，报社领导又是怎么看？能甘心为了守住道德底线而在报业竞争中处于劣势吗？尤其还要冒失去读者市场这个风险！
　　在这种时候，道德底线往往失守。社领导往往默许前方记者运用 “高超”采访手段；前方记者也为了不让报社在报业竞争中失分而会在现场采访中尽可能地“超水平”发挥。
　　这就是现状，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们固然应强调摄影记者采访中要有法治意识，要有道德观念，要有职业操守。强调摄影记者的行为要跟上时代，要与国际接轨。强调在 “做人”与“职业”相悖时，首先要选择“做人”。但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从媒体高层观念的转变、从整个社会的认知的转变开始，然后才是摄影记者的采访行为的转变。

　　欣慰:《鲁中晨报》在新闻界率先承诺“先救人，后采访”

　　2004年记者节到来之际，大众报业集团的《鲁中晨报》在全国率先成立了媒体红十字志愿者救护队，同时向社会郑重承诺:在突发事件现场，先救人，后采访。该报副总编刘成广认为，对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主流媒体从业人员来讲，“只管报道，不管死活”的做法与职业道德以及中华民族见义勇为、救死扶伤的传统美德是不相符的，记者不应仅仅满足于做客观报道的“记录者”，还应把助人、救人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该报对30余名一线采编人员进行了系统的现场救护知识培训，并成立了红十字志愿救护队。此举在年轻的编辑记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在业内也得到了好评，被看作是对新闻工作的一次大胆创新。
　　无独有偶，2004年11月22日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了这样一则报道:浙江《今日早报》摄影部主任詹晓东不仅用镜头记录百姓的酸甜苦辣，而且将人文关怀渗透到镜头背后。2004年五一假期，詹晓东在返回杭州的路上，遇到一辆大客车翻车，当看到很多受伤的乘客被压在车中时，他毅然放下了相机，同现场群众一起紧急施救。直到救援车赶到，詹晓东才重新举起了相机，记录下了这场灾难的救援工作。“救人比拍照更重要！”在严重的高速公路车祸面前，在“先救人”与“先拍照”的两难抉择面前，詹晓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先做人还是先做事，说到底还是人道主义精神第一，还是职业精神第一的问题。新闻报道要讲人文关怀，要有爱心。无论采访拍摄什么题材的新闻，尊重人应当是最起码的标准。伤害当事人感情的采访、拍摄有损于新闻工作者形象，伤害被采访对象就可能是伤害媒体受众，而伤害受众的最终结果是伤害媒体自身。
　　美国早期小说家霍桑曾说过，我不愿当律师，因为那要靠别人的悲哀生存；我不愿当医生，因为那要靠别人的病痛生存；我不愿当牧师，因为那要靠聆听别人的罪恶生存。
　　但愿不会有人说，我不愿意做记者，因为我不愿靠冷漠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