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历史人物

彭明

人物传记在历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司马迁著《史记》，共一百三十篇，其中大部分是人物传记。人物传记虽然不能代替全面的历史研究。却能使历史研究大为丰富、深入而具体。

近年以来，国内外史学界都很重视人物传记的研究。在国外，一些史学家和学术界人士不仅重视当代世界名人传记的编写，而且也致力于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四巨册，收入我国辛亥革命以后各方面有名人物的传记共五百九十五篇，约一百四十万字。我们且不论其观点和倾向性，也不论其科学性和史料价值，单从它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就可以窥其对传记研究的广泛和重视了。

在国内，传记研究也很兴盛。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撰写《人物志》，计划编写约一千人的传记，现在已写成的约二百人，第一集已经出版，第二集也即将出版。1979年12月，在广州召开的由一些大专院校教师组织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上，提出了人物传记稿五十多篇，包括即将完成和计划完成的，当达到一百多篇，已经完成的稿件将分期分批出版。此外，各出版社近年以来还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传记的专著，如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李大钊传》，便是反映较好的一种。

中国现代史人物传记的编写，也引起了文艺界的重视。近年以来，出现的有关人物传记的小说、戏剧、电影，为数不少。著名作家秦牧同志在纪念朱德同志逝世周年的文章里，热情洋溢地写到：“在中国现代史上，有一些卓越的革命人物，他们个人的历史，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经历，各个以波澜壮阔的现代历史为经，而以他们个人和群众一起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为纬，织成了一幅幅灿烂夺目的锦缎似的长卷。（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多么需要传记文学！）”

在中国历史上，文学和史学本是一家。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他的作品既属史学，又属文学。我们相信中国现代传记史学和传记文学一定可以相互推动而兴盛发展。

但是，在各种传记的写作中，还存在着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同时，在大、中学校的历史教学中，也遇到了如何运用传记资料的问题。因此，仅就这类问题，谈几点个人的粗浅体会。

第一，评价历史人物首先要订正一些最基本的历史事实。

占有材料，弄清历史事实，是进行历史研究的最基本的条件。弄清历史事实，才能准确判断。要弄清事实，不仅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还要对材料进行分析，作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考订工作。这一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史实错了，立论也就不可能正确。例如，在近代史上，曾有资产阶级学者根据伪造的石达开的几首诗，评论石达开的思想如何、诗才如何等等。因为材料是假的，评论也就一无可取了。再如，国民党反动派曾于1932年2月中、下旬的上海各大报上连续登出伪造的所谓“伍豪启事”，对周恩来同志进行诬陷（参看《革命文物》1980年第1期）。如果我们信手拈来，不辨真伪，就正好中了敌人的诡计。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考证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

历史材料不外来源于二：文献和口述。两类材料，应以文献为主，口述为辅；在使用口述材料时，最好和文献互相印证。因为回忆材料（特别是亲身经历）固然可贵，但因事过境迁，或因记忆衰退，或因角度不同，往往多人回忆一事，而互有出入，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来说，十三名参加者，除早期牺牲的烈士外，差不多都有了回忆。但从这些材料来看，不仅不同人的回忆不相一致，就是一个人的不同时间的回忆，也前后互有差异。因此就必须再查证文献资料，才能解决问题。

立传以前，先编《年谱》，是一个好方法。在我看过的各种《年谱》中，以梁启超年谱（《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那种编法用处较大。它把谱主的言行、著述，包括公私信件等所有资料，都按顺序逐年逐日的排比出来了，让人看了一目了然。我们尽管也可以不同意编者的观点，但是其方法却很值得借鉴。总之，我们必须按照毛主席所指出的那样做法：“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理论来”。

必须纠正所谓资料和考证工作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事，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只是研究理论就行了的错误观点。理论如果不以史实作基础，便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了空中楼阁。我们看马克思是如何写《资本论》的，就知道上述说法是如何荒唐可笑了。

列宁在评论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马克思写作也是这样，他从不满足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寻根究底，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也要特意到大英博物馆去一趟。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马克思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受不住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参见拉法格：《忆马克思》）

马克思主义大师们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已是史学界公认的了。但是，他何以能成为这样的人物，这就需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科学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