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中国不仅要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福于国民于世界，13万万人的民族一定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拿出智慧、思想、道德，这个国家才叫伟大的国家。———许章润
　　
　　在昨日举行的南都公众论坛上，对于过去30多年的改革，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政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许章润认为总体方向是向好，但其间也有不少值得反思之处。未来仍需在边改革边反思中不断完善。在有法可依的条件下，如果社会的违法行为仍较多，还需考量法律是否反映了大多数人的意愿。他以个人所得税法为例说，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都设定3500元的起征点，就不尽合理。也意味着违法的人数会大幅增加。
　　
　　三种合法性根源在人民
　　
　　许章润表示，政府的合法性经过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过去的君权神授，到后来的丛林法则，到今天都不会再成为充分的依据。即它们已然退出历史的合法性之说。目前的政府合法性主要在于绩效合法性、价值观合法性和程序合法性。
　　
　　“一个政府在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保障民生、提供公正和安全方面做得大致不差，是其合法性的必要条件。”许章润说，目前中国用力在发展经济，而且需着力保障公正，提供公平。在该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但也存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10%的人享有90%的财富。”
　　
　　在价值观合法性方面，许章润分析，在1911年以前，人们所信奉的价值观是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到今天，主流价值观已切换为民主、平等、追求财富和尊严等方面。在该领域，许章润认为当下存在“价值危机”。
　　
　　在程序合法性上，许章润认为，任何行政行为，均需有一套程序。这个程序需要公开、公正、透明，体现全民意愿，而非私相授受。目前中国之大、问题之多，在探讨问题和决策上的程序合法性欠缺，会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隐患。
　　
　　许章润认为需辨明几个“无底洞”式合法性依据。如经济发展，在很多方面有其限度(人口、环境、资源等)。如果未来达到1万美元左右的人均GDP，仍然有潜力可挖，但不可能像今天这样高速发展。因此绩效合法性，可能成为“无底洞”。
　　
　　“公正同样是个无底洞。”许章润说道，人的能力、职业、岗位不同，不可能追求绝对平均。贫富差距过大不正常，但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必然。此时需通过救助政策来弥补，并通过法律正义来救济。
　　
　　归根到底，许章润认为，真正的合法性在于“主权在民”。这是一切行政权力的源泉。
　　
　　反思改革让全民智慧得到自由释放
　　
　　针对听众提问“中国当下大致有法可依情况下为何‘有法不依’成为普遍现象”的提问，许章润表示，因为法律意味着束缚和制约，有法不依成为个别现象是正常的，如果是普遍的，则是异常情况。他分析，中国当下出现类似情况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多种，如政府机关本身是否遵守了法律，法律的制定能否反映绝大多数人的意愿。
　　
　　“如果法律不是通过公平、公开的程序来制定，甚至与多数人的利益相抵触，怎么会获得遵守？”许章润继续举例个人所得税法，在深圳这样的城市，都设定3500元的起征点，就不尽合理。也意味着违法的人数会大幅增加。
　　
　　许章润认为，目前面临着如何使立法程序更加公开、公平、民主的问题，也面临着国民素质的提升问题。这些因素如不解决，有法不依就可能成为普遍现象。但他认为目前并没有达到普遍违法的“临界点”。但目前民间资本转移、抽逃的传言，值得调查和警醒。
　　
　　回顾35年来的改革历程，许章润认为总体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如有限度承认公民私产的合法性等方面，公民的权利和社会的宽松度都在逐步扩大。但在改革旧体制的同时，值得反思的地方也非常多。如1994年开始的价格双轨制，使得双轨制成为牟利的手段。目前政府一再强调能够弱化审批。但据他所知，深圳新闻网，“一面在取消，一面在偷偷地增加”。真正涉及到部门利益的没有取消。
　　
　　“反思是保证改革和这个国家沿正途谨慎前行的思想装置。”许章润说，未来仍需要一边改革，一边反思。最好的方式是让全民的智慧可以得到自由的释放，“让国家骑在思想的翅膀上翱翔”。
　　
　　“中国不仅要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造福于国民于世界，13万万人的民族一定要在世界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拿出智慧、思想、道德，这个国家才叫伟大的国家。”许章润总结道。